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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 - 周作人散文

专题: 散文 问题 男女 小说 社会 名家赏析 周作人
作者:一诺 来源:女流文学网 时间:2019-12-03 00:11:34  阅读:0   网上投稿
问题小说,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。这种著作,照名目所表示,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。所以形式内容上,必须具备两种条件,才可当得这个名称。

一、必具小说体裁。

二、必涉及某一问题。

中国从来对于人生问题不大关心,又素以小说为闲书,这种小说,自然难以发生。但也不能说全然没有,不过种类不多,意见不甚高明罢了。

中国人向来以道德第一自命,大抵喜欢作教训小说。

那种劝善戒恶的淫书,不必说了。即使真正讲教训的小说,我们也须细心将他分别,使他勿与问题小说相混。凡标榜一种教训,借小说来宣传他,教人遵行的,是教训小说。提出一种问题,借小说来研究他,求人解决的,是问题小说。

问题小说有时也说出解决的方法,但与教训小说截然不同。

教训小说所宣传的,必是已经成立的过去的道德。问题小说所提倡的,必是尚未成立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。一个是重申旧说,一个是特创新例,大不相同。譬如《红楼梦》写家庭里种种关系,我们很可研究,至于《儿女英雄传》所写安老爷一家,多是世俗的所谓全德全能,入迷的人除极口颂扬,亲身则效外,别无可为,还有什么问题呢?

但《红楼梦》也不是正式的问题小说,他对于男女道德不曾提出什么问题。也未尝特创一种新例。只有那金玉姻缘,以悲剧终。含有一种意义。无形中成了问题。引起后人许多狗尾续貂的圆梦续梦。所以我承认他是所谓中国问题小说的代表,有研究的价值。本来闲书全以娱乐为目的,讲不着什么人生大题目,但是无论何种小说,总少不了异性做陪衬,自然发生问题。这问题的如何解决,便只看著者的思想如何。那种抱非人思想的文豪,往往将这问题办一个团圆大喜,造成一部八美或十美缘,以后更无话可说。此外一种办法是悲剧的散场,留下那个问题,任我们去解决,《红楼梦》就是这种办法。

男女问题范围很大,现在我们说《红楼梦》,且限定不自由的结婚这一事说。其中又可分为未婚的与已婚的两种。

相爱的两个人,因了家庭或社会上的障碍,不能配合,这原是一个大悲剧,在东方尤为常见。但要想解决,却还算不甚困难。因为这问题,是个人与家庭或社会抗争。照理说来,结婚这事,只是当事者两人的事情,第三者没有干涉的权利,所以抗争的曲直,十分明显。在个人方面应该竭力抵抗,在家庭或社会方面,应该竭力退让,在人类的道德上,这正是“天经地义”,更不必多费说话了。在西洋各国几乎早已没有这问题,所以也少见这样著作。但在中国,现在的家庭社会,还是顽固胡涂的多,不免仍有悲剧,也便仍有这种问题小说存在的必要。不过这问题乃是对家庭社会而言,只是指示他们反对天经地义的结果的悲剧,教他们自己反省;至于在当事者一面已经不成问题,不必研究了。

《红楼梦》虽是一部古书,在现在社会中,却仍有意义。因为书中问题,现在依然存留,可以借鉴不少。作《红楼梦》的人不将黛玉配给宝玉,却任他死了,任宝玉去做和尚,这是他的见识,推他做中国问题小说的代表也正为这缘故。倘将来文化稍高,大家更懂得道理,晓得结婚只是两个人的事情,再没有第三者无理取闹,那时这问题便完全勾消。《红楼梦》在文学上虽仍是一部好小说,他的社会的意义可是同时撤去了。

关于已婚者的问题,解决却更困难,因为这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,曲直最为难分。欧洲小说论这问题的很多,现在且举出几种,做一个例。这问题俗称“非神圣的三位一体”,是指一夫一妇又一个男子的关系,如基督教的神灵子三位一体一般。一八四七年俄国海尔然作《谁的罪》一书,说克路什弗斯奇的妻留波加爱了贝尔多夫,但二人都很守礼节,贝尔多夫看得不能再留,怏怏的出发,漂流去了。留波加郁郁的不久死了,克路什弗斯奇很是悲伤,只是喝酒,成了一个废人了。这是谁的罪呢?一时可不容易对答。十六年后,契尼绥夫斯奇作了一部《怎么好》,解决这问题。医学生罗普柯夫爱一个叫微拉的女子,娶了过来。其后微拉爱了基沙诺夫,罗普柯夫便假作自杀,逃往美洲,让他们可以结婚。过了几年,回到本国,仍同他们往来,同亲友一样。这样解决法,从前法国女小说家乔治珊特也曾说过,表面上似乎不近人情,其实极有道理。因为爱的心理,对于所爱,必有专有的利己思想,一面却也有献身的别一种利他思想,所以爱的极致,便可以有自己牺牲的一境地。但这是那一方面的办法,还有这一方面,须得怎样才好呢?照理说来,也只有力求自由这一法,否则就只好同贝尔多夫与留波加一样的散场。一八七三年托尔斯多作《安娜加来尼那》,就是中国译的《婀娜小传》,也是论这问题的小说。安娜嫁了加来尼,本是无爱情的结婚,后来遇见扶朗斯奇,互相爱恋,便同他逃去。加来尼也饶恕了他们,可是听了一种迷信的话,不肯正式的离婚。安娜受了社会的排挤,又因家里的不安,终于投在火车下死了。

中国道学家见了,必定说是不贞之报,其实著者的原意,对于安娜的行为并不责难。安娜的死,乃因信了社会的话的缘故,这是他的错处。社会的错处却更大了,因为他们没有责难他的权利。托尔斯多在卷头引《答罗马人书》云,“伸冤在我,我必报应。”这并非说“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”,乃是说,人不应该判断别人罪恶,只应互相饶恕,正是他责社会的话。

关于这一问题。中国小说怎么说呢?据我所晓得的,却不曾有什么话说过。中国小说喜谈人家闺阃,多是报私怨讲坏话两种动机,此外别无意思了。近时流行的《玉梨魂》,虽文章很是肉麻,为鸳鸯胡蝶派小说的祖师,所记的事却可算是一个问题。但这仍是上面所说第一问题的变相,并不是非神圣的三位一体,解决本极容易。他们的结果,却弄到同《谁的罪》一样,可见中国社会的罪大恶极了。如有多数女子仰慕一个男子,本是一件难处理的问题,中国却可以一把抓来,全配给那一个人,成一段佳话。倘如“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”,那便断乎不可,这种道德真可谓绝无仅有的了。中国有许多人对于这类事实有一种神妙的态度,他悼惜《玉梨魂》中的不幸的人,却又不以造成这不幸的现存社会为非。发乎情,止乎礼义,终于死了,很足为他们社会的光荣,供他们咏叹的材料,这叫作非人情的痛苦的玩赏。做苦情哀情小说的人,每每有这种态度,不知《玉梨魂》著者原意如何。现在原书不在面前,无从晓得了。